强生的哥（之三）：入行
  
    话说1979年2月，我几乎每隔一、二天，就要去位于海南路上的虹口区上山下乡办公室，查询我的来自云南临沧的病退专函。由于区乡办和新港街道乡办的敷衍了事，1978年11月就已到达的我的病退专函始终被留置在区政府档案室。
   与此同时，我现居住的欧阳街道乡办和派出所多次上门做我的思想工作，劝说我返回孟定，我出示了从云南带回来的户口以及粮油迁移证。他们一致认定，这些如同废纸，你们是闹事，自己盖公章，上海是绝对不承认的，市政府专门发了文件，不符合国务院批准的“六条办法”精神的云南知青，一律动员回云南，要安定团结，要抓革命促生产。
    “六条办法”是什么？这就是1979年1月22日，根据国务院调查组和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云南省国营农场知青闹事问题的联合调查报告》精神，在国务院调查组组长赵凡和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安平生共同主持并且与四川省、北京市、云南省、上海市知青办共同研讨，（史称昆明会议）。由“知青办”拟定，国务院在1979年1月24日批准的法规，也就是今天常常被媒体和云南知青津津乐道引用的“六条办法”。具体如下：
（一）积极办好农场，尽可能地把知青稳定在农场中；
（二）需要商调回城的，可以参照以往办理的病退、困退的规定；
（三）城镇职工退职、退休后，可以招收其在农场的子女；
（四）从国营农场参军的知识青年，从1979年起，退伍服员后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分配工作；
（五）城市招工时，允许到农场商调本市下乡知青；
（六）上海郊区到云南农场的青年，本人愿意回原籍社队的，可以允许。
六条办法中对云南知青而言，只有后3条有实际意义，但是其中第4、第6二条针对的是特定人员，如果我的病退专函真的遗失了，那么六条办法中对我有用的只有遥遥无期的第5条。
    孟定农场六分场七队的成都知青官模云就是在研究了大多数云南知青认为是胜利果实的六条办法后，感觉彻底失望，而于1979年2月1日深夜12点自杀的。其实他死的冤枉，因为在接受云南知青的问题上，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赵紫阳是最积极的，和官模云一样的街娃（无病退、困退，无顶替，父母无正规单位无接受单位的知青）全部都报上户口的。反而是上海以困难多为理由始终没有在赵凡面前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承诺，正因为如此，此时此刻我的病退专函真的太重要了。
   1979年的3月，是我八辈子也忘不了的阳春三月，海南路上的虹口区政府那位我至今也不知其姓名的中年女干部的热心，让我的心情从地狱走向了天堂，她的美丽和虹口区上山下乡办公室的那些渎职者冷漠的丑陋，至今栩栩如生，注定会永恒在我深深的记忆之中！因为他们的行为直接关乎着我的人生轨迹。
    二天后这封迟到的来自遥远的云南的我的病退函终于来到了我所居住的欧阳街道，街道乡办立即安排我几天后去第四人民医院复查，一路顺风，还得感谢那位好心的女医生。3月底，我那阔别上海106个月的户口终于回来了！我那从1975年开始筹划的浦江行动历时四年多，经过连、营、团和临沧农垦分局以及上海区、街道二级乡办和第四人民医院的层层审查，终于有了一个梦幻般的圆满结果。
    四月初，我已经在上海铜厂位于天宝路新港派出所隔壁的一个住宅建筑工地上班了，和我一起在这个工地做小工的还有7名来自江西、吉林、安徽等地的回沪知青。他们都很佩服我的幽默风趣，谈笑风生的口才和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
    这是一段快乐的生活，奇怪的是我常常怀疑自己是否真的结束了孟定那段艰难的湾塘岁月了吗？原来人不管快乐与否，那些刻骨铭心的往事总是摆脱不了的出现在梦中，只是，醒来后，充满幸福感的我便更加卖力的工作，这让管理我们的铜厂干部陈师傅十分赞赏。
    当年1979年6月下旬，新的机会来临了，市政府给一百一十万待业知青提供了二万个工作岗位，工种几乎涵盖了当时上海所有的行业。最重要的是都属于全民单位，当时的上海，工作单位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分，集体所有制又有大集体与小集体之分。小集体所有制又叫做里弄加工厂，这是安置如潮水般归来的知青的主要途径。知青的另外二个途径，一是等父母退休去父母单位顶替，顶替者与被顶替者的所有制的性质不变。二是父母单位有实力的办一个下属的大集体车间，专门安排本系统职工的知青子女。
    根据我当时的情况，如果这次不能考上全民单位，就只有里弄加工厂这一个去处了，当年，一个人的单位所有制的性质非常重要，往往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因此可以说，一百多万待业知青每一个人都很重视这唯一的一次全民单位招工考试。
    报名和考试现场是位于唐山路上的长青中学，没有人顾忌夏天的炎热，汗流浃背的知青们那一双双渴望的眼睛一遍又一遍地扫描着那些贴在墙上的招工单位的名称、人数、要求。报名处虽然人头攒动，但是大多数人都不敢轻易“下单报名”。
    回过头来看，我那天也许是最冲动的一个，只是在公用事业局下属的自来水公司与出租汽车公司之间稍微掂量片刻，便作出了选择，郑重的在报名表上填写了出租汽车公司。也意味著向1月25日那个晚上心中埋下的心愿跨出了第一步。
    为了自己的理想，我走了一步险棋，一年之后我才了解到，当时共有3万2千多知青报名参与争夺这80个出租汽车驾驶员的职位。那么多知青铩羽而归也算是那个特定年代的一大奇观吧！
    也许因为我去年刚参加过1978年高考积累了一点经验的缘故，也许是我的运气真的来了，8月份我接到了上海出租汽车公司的体检通知，离心中的理想又近了一步。赶到延安西路七百多号的一个公用事业局的疗养所，那是一次严格的体检，完全不同于我3月份的病退体检。一百多人分成十个人一组，男女分开，完全裸体的听着口令做着各种动作，各科医生严格的检查每个人的每个部位。这么严格的体检我一生中就做过这么一次，在体检中被淘汰的那些知青真的令人惋惜！
    1979年9月7日，我的愿望终于完全实现啦！那天我兴高采烈的拿着录取通知书来到北京东路800号的上海出租汽车公司报到，当了一名光荣的出租车驾驶员。
    下午我兴冲冲的赶到好朋友大龙家报喜，云南的九年艰难岁月，我们一直是互相鼓励着一路走来，我的南定河往事和湾塘岁月里，他属于是和我形影不离同甘共苦的知心战友。他向我表示祝贺，但是我突然间在他的眼神中捕捉到一丝伤感，那天，在场的还有云南战友我们一个学校去孟定的石洪发，他们二个正在为街道里动员回云南的事情发愁，石洪发因为是一个党员，有一点顶不住了，流露出准备返回芭蕉林的悲观情绪。
   大龙的爸爸从楼上下来，他是一个处级干部，我一向崇拜他，他听了我的好消息后，便对大龙发起了脾气：“好朋友户口报上了，单位也有了，还是大全民，你呢，没有用的东西，......”。
    我赶紧起身告辞，我后悔，确实我考虑不周不够善良。朋友们，善良是什么，善良就是我们自己有了好工作，没有能力帮助别人也能有一份好工作，但是我们不去炫耀，这才是善良！本来还想去几个知青家报喜的，现在赶紧的统统取消。
   晚上，我做梦了，在火辣辣的骄阳下，我满头大汗的挖穴，王硕桂连长拿着一根竹竿过来，比划着一量，我挖的这些穴都不够尺寸，必须返工。我已经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气喘吁吁的恳求王连长高抬贵手，“搞泥个名堂，知青下乡就是要改造思想，要出大汗，要下力，你看石洪发改造的就比你好！”王连长板着个脸训斥着。啊，石洪发也来了，不对呀，我隐隐约约觉得不是已经进了上海市出租汽车公司了吗,怎么又来到了猴子山？
    惊醒之后，发觉原来还在温暖的上海家中，这样的恶梦我大概延续了十多年，人们常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可是我常常白天没有想到云南，并且明明沉浸在幸福之中，晚上却时常做着身在湾塘芭蕉林的恶梦，后来了解到，几乎全部云南知青都是这样，十几年里常常梦回红土地。而且全部是悲凉凄惨的梦境。我想，也许这就是云南知青受到的苦难太深了的缘故！
    不过，石洪发1979年10月倒是真的回到了芭蕉林，没有几年，就病死在南定河边，那片红土地最终接纳了这个出生在黄浦江畔的知青。
    1979年9月11日我到了位于延安西路镇宁路的长宁车队开始参加驾驶员培训。当年的培训场地主要是在青浦的徐泾跑道，这是一条当年的战备机场跑道，更多的培训地点则在青浦的北青公路。
   那是一段憧憬新生活的幸福时光，每当在北青公路沿线的诸翟、纪王、重固、香花等小镇饭馆吃午饭的时候，8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知青们充满着欢歌笑语，互相打探着彼此的“光荣岁月”，由此开始认识了姚中亮、周尊松、侯永顺、张健民等见识多广的朋友。其中，来自云南的或者说西南地区的知青只有我一个，大多数知青来自于祖国的东北三省和江西，那里的知青大多开过拖拉机，估计除了文化考试之外这也是他们被公司录取的一个重要原因。
    经过上山下乡艰苦磨练的8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知青，有着较高的文化水平和道德素质，无疑是上海市出租汽车公司的一笔宝贵财富。事实证明，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日后都成了公司的骨干力量。

在那么多人里能被录用，很幸运呀。

感谢庄河的沙发，问候好朋友健康快乐！

感谢庄河的沙发，问候好朋友健康快乐！

早上好！——樟青

肺炎近复发，
连续要住院。
愿魔缠不去，
得友常康安。

叔叔，79年我才一周岁呢！您就有这么多故事了。呵呵！祝身体健康，万寿无疆！